明朝古帆船的组装步骤

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明清两朝虽经常因保守封闭而遭后世批判，却在实操层面吸纳过不少新进科技。例如在航海技术领域，就有堪称融合典范的老闸船。虽然在外观上酷似传统遗存，实则早已是非常西洋化的产物。而且还让身上的精髓开枝散叶，对旧款中式帆船的升级有着巨大推动作用。

截止16世纪 大部分出海远航的明朝水师多使用福船

早在16世纪初，已经有不少善打擦边球的明朝商人偷偷出海，抵达彼岸的北大年、马六甲与旧港等贸易城市。所用的载具种类繁多，不乏南洋风格昆仑舟、岭南特色的广船，以及最为普遍的多型福船。由于是结合阿拉伯技术和印度工艺的混血产物，因而很容易在文化人口多元的东南亚获得维修。甚至在必要时找拥有类似手艺的工匠帮忙，直接购买新船替换自己的老家伙。

先进的欧洲造成工艺 随葡萄牙人一起抵达远东

很快，替近代西方文明开道的葡萄牙人不请自来，首次将欧洲风格的舰船开入马六甲以东。他们很自然的与明朝商人打交道，并很快注意到对方使用的船舶有不少潜力可寻。这主要是因为新来者的人口基数过于微小，总是比较倾向于使用全装帆船迁徙。同时，又对东方海域的水文条件缺乏认知，离不开土著导航员的指点迷津。特别是在进行外围探索时，还要为成本限制而雇佣本地海员打下手。因此，产业链成熟且基础深厚的小型福船，就成为这些探路先驱的最爱。

早期的葡萄牙冒险家 非常喜欢在远东水域使用福船

只不过在当时，葡萄牙人主要以马六甲港为母港，距离西面的印度不算遥远。故而能根据需要调整座驾，在西式和中式帆船间做不定期切换。例如首次抵达珠江口的外交护航编队，就以卡拉克大帆船领衔。但到与明朝水师爆发屯门之战，滞留广东的私商基本都是靠些捣鼓来的二手船出阵。后来的数十年里，依然有不少冒险家置地方当局的禁令于不顾，悄悄到广东、福建和浙江三省搞走私活动。于是，价格低廉、雇员上手快且易于伪装的福船，就逐渐成为此类黑色交易的最重要载具。

澳门开埠 是老闸船起源过程中的关键步骤

公元1554-57年间，明朝的广东地方官府终于肯放松禁令，允许来华的葡萄牙商人留居澳门半岛。原来鲜有人问津的荒凉滩涂，便逐步发展为西方贸易体系在远东地区的桥头堡。尽管在居民数量、社区规模和政治地位方面都受到过长期限制，却架不住贸易量的直线攀升，以及各类实用技巧的悄然传播。

一张当代人制作的老闸船结构图

包括显而易见的西洋船体+中式硬帆

于是，堪称中西合璧典范的老闸船便孕育而生。简单来说，就是将更为先进的西方造船风格引入本地作坊。尤其是成熟龙骨结构的确立，让新船得以拥有更具流线型外表的船壳。从而有效提升航行速度，还大大增加了内部收纳空间，使商业运营的成本进一步减低。即便有军事需求，也能直接将符合近代标准的中型火炮安装于下层甲板，为充满风险的长距离航行增添了不少确定性。但也顾及到本地海员的工作习惯，继续保留偏传统的风帆和锁具，替雇主节省掉展开额外培训的时间代价。

有时候 老闸船也会在中式硬帆外再增加西式软帆

不过，受限于早期澳门的规模困境，新型的老闸船在近百年时间里都产量有限。无论是长期留居的葡人租客，还是有跑路倾向的华裔商团，都延续着符合自身习惯的船型选择。前者经常为抵御西班牙或荷兰人的侵蚀，建造中小型桨帆战舰。后者则多在广船和福船之间跳转，几乎没有多少军事方面的需求。结果，掌握两套技艺体系的工匠，反而优先被郑芝龙请去厦门打造新式舰队。可惜尚未有所建树，便在东印度公司的某次突袭中毁于一旦。

郑芝龙在厦门建造的新式战舰 就深受老闸船风格影响

直至满清取代明朝，老闸船的产量才随产地身份变迁而有显著变化。由于马六甲城被荷兰-柔佛攻陷，葡萄牙人一下子失去了在次大陆以东的重要基地。澳门却因祸得福，成为继续能联通广州、长崎、马尼拉、大城府、岘港和东帝汶的中转站。更多人口开始频繁陷入定居，更是让造船业的订单有了井喷式提升。后来虽没能保住日本市场，却依旧是最贴近中国大陆的商业重镇，在地缘条件上远胜荷兰对手曾长期占据的台湾。

马六甲陷落后 澳门的地位不降反升

例如在1990年被发现的头顿沉船，就是1艘非常典型的老闸船。她在1690年前后沉没于越南附近的昆仑岛水域。原本应计划从澳门出发，赶往爪哇岛的首府巴达维亚，并在途中停靠岘港等中转区。现代寻宝者在其残骸中寻觅到大量文物，包括48288件产自景德镇等名窑的瓷器碎片。其中的28000件被送递嘉士伯拍卖行，成功收获到730万美元。

头顿沉船的CG复原图与大捞文物

事实上，这艘头顿沉船不过是那个繁华年代的小小缩影。对传统的中国造船者来说，这轮由西方人所带来的技术影响而不止于此。因为是土洋结合的混血结晶，很多船工水手都可以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进行密切接触。然后再将相关理念带回本乡，直接运用于其他旧式帆船的局部改造。虽在具体细节上有各色偏差，但终究是朝着非常正确的方向迈进。

老闸船的风格 也可以便清朝水师战舰身上看到

因而到满清统治的中后期，珠江口与厦门的许多商船都发展出类似结构。使用者也从最初的澳门居民，扩大到官军水师、江洋大盗和本省富户。甚至还获得英国东印度公司认可，成为其开拓中国市场的第一支本土力量。哪怕是成功绕过好望角访问欧洲的耆英号，也是这轮技术变迁的最直接产物。

绕过好望角防务英国的耆英号 也是老闸船技术扩散的结果

当然，在伤害不大却侮辱性极强的鸦片战争过后，老闸船也逐渐为性能更强大的西洋竞争者所压制。比如拥有飞剪式艏部和钢铁龙骨的新式快速帆船，就足以在航速、安全性和经济效益方面做到全方位碾压。

19世纪中期 澳门的老闸船依旧有北上长江流域

但包括土生葡人在内的大部分本国海商，还是非常习惯于将成熟技艺保留下去。先是在《南京条约》生效后，奋力抢占外资企业并不十分看好的厦门、宁波市场。接着又因天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而延伸至上海，成为保护这座城市乃至整个整个苏南航运的重要基石。当时的广东巡抚叶名琛，就不断招募水勇入伍，让他们驾驶买来的老闸船去长江同太平军作战。

太平天国战争初期 由叶名琛不断送往北方的老闸船战舰

最后，让老闸船退出主流市场的关键因素，还是又一轮西方技术的成功引入。当清廷决心在1860年开启洋务运动，欧美各海上强国已先后研发出蒸汽动力、原始装甲与螺旋桨推进装置。这些成果很快被送递安庆、上海和福州的相关企业仿造，复刻出与时代水平看齐的福建水师、南洋水师，以及更为要紧的轮船招商局。

老闸船的最终淘汰 是由万年青这类引进的更新技术所引起

至此，使用老闸船的商团重新退回广东水域，苟延残喘到多灾多难的20世纪前半叶。随即在不断递进的五年计划中被彻底替换，成为今日特区展现丰富民俗的重要标识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