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与土耳其的关系

未来一段时期，土耳其仍能够一边扛起道义大旗，一边修建更多利益管道。在二者之间，土还留有充足外交空间。

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中东地缘格局剧烈震荡。土耳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从谨慎平衡日渐转向激烈反以，总统埃尔多安公开为哈马斯辩护并宣布召回驻以大使。其外交“急转弯”归根结底，是土耳其在“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复杂权衡。

土耳其与以色列原本有良好的战略关系基础。土耳其是全球最早承认以色列主权的国家之一，且土、以均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双方在军事和情报领域合作密切。但土耳其毕竟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比高达99%的国家，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土以关系中解不开的“死结”。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土耳其就曾呼吁以色列从其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撤军；1988年，土耳其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成为以色列建交国中的首例。

2002年，具有温和宗教背景的右翼保守政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执政，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以强势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土以关系进入剧烈波动期。2004年，埃尔多安谴责以色列暗杀哈马斯领导人艾哈迈德·亚辛的行动是“国家恐怖主义”。2010年，以军拦截前往加沙运送物资的土耳其救援船“马尔马拉号”，造成10名土耳其公民死亡，土耳其因此驱逐以色列大使，两国关系濒于破裂，直到2016年才有所缓和。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军又在加沙边境的抗议活动中杀害巴勒斯坦平民，导致土以关系再度恶化，2022年开始又一次缓慢的和解进程。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脆弱的土以关系再度面临考验。最初，土耳其政府的表态较为谨慎和克制：没有按惯例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正式抗议；谴责所有杀害平民的行为，强调包括以色列平民在内；表示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意见”。这与之前数次巴以冲突中的态度相比堪称“温和”，背后隐藏着强烈的利益动机。

首先，土耳其不愿让巴以冲突干扰来之不易的土以关系正常化进程。当前，土耳其急于重建地缘环境、摆脱战略孤立，与以色列和解是其中关键环节；埃尔多安在艰难赢得“世纪大选”之后，也需要尽快提振经济、遏制通胀，巩固选民对其本人和正发党的支持，与以色列的合作意味着外来投资、市场、技术和东地中海的能源合作项目，是土耳其经济急需的“真金白银”，难以割舍。

其次，埃尔多安想要通过与以色列保持正常的沟通联系，进而在巴以问题上充当斡旋者和调解人。埃尔多安在俄乌冲突中周旋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成功促成黑海粮食运输协议，不仅提升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也获得了与美欧谈判的筹码。在加沙战场上，埃尔多安希望能够复制“乌克兰经验”，提出政治解决巴以冲突的“担保人制度”并毛遂自荐。要实现上述目的，需要土耳其展现“客观中立”的立场、赢得各方信任。

其三，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态度，还关系到土耳其外交全盘布局。一方面，哈马斯是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深恶痛绝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土耳其担心过早、过度、过于高调地支持哈马斯会影响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使此前几年放低姿态与海湾和解的努力付诸东流；另一方面，美国在冲突后第一时间表达了对以色列“一边倒”的支持，不到万不得已，埃尔多安也不希望在巴以问题上与美“公开叫板”，以免使本就龃龉不断的土美关系再生波折。

但是，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规模扩大，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重，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愤怒日益高涨，埃尔多安的平衡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土以和解进程被暂时排到了更多优先事项之后。

一是要应对内部的政治压力。2023年5月土耳其大选后，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日益成为社会主流。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国内频繁出现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穆斯林群体和民族主义者群情激愤，试图袭击驻有美军的空军基地、要求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有所作为。这部分人是埃尔多安的基本盘，是正发党及其政治盟友民族行动党的选票基础，埃尔多安不能不考虑其诉求。尤其是土耳其将于明年3月举行地方选举，埃尔多安想要从反对党手中夺回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控制权，争取和维持选民的支持就显得更加重要。此外，在政治极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土耳其，“支持巴勒斯坦”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各政治派别间凝聚共识的议题，埃尔多安在巴以冲突中越偏向巴勒斯坦，就越能在国内政治中加分。

二是要维持外部的道义形象。土耳其不满足于只做“东西方枢纽”和“地区强国”，希望跻身全球十强、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标杆和领头羊；埃尔多安更是以“全球穆斯林的保护者和代言人”自居，惯常在国际涉伊斯兰事务上积极发声、维护穆斯林群体权益。巴以冲突一个多月以来，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的愤怒和对巴勒斯坦的同情与日俱增，以色列在国际舆论场上日益孤立，这为土耳其对以色列态度转向强硬创造了条件和空间。一方面，若继续对以色列温和克制，会损害土耳其精心打造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强硬，能够帮助土耳其赢得伊斯兰世界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好感。

三是要改善外交处境和国际地位。土耳其是地区政治伊斯兰的最大庇护者，也是哈马斯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因此，以色列不认为埃尔多安能够扮演“公正调解者”的角色。美国作为推动国际斡旋的重要外部力量，更愿意通过埃及、卡塔尔等国调停。埃及与巴以毗邻，是最早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阿拉伯国家，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上有直接利益；目前，埃及还掌握着加沙地带唯一一个不受以色列控制的口岸，在国际人道救援合作中也处在核心位置。卡塔尔也是政治伊斯兰和哈马斯的支持者，与美国、以色列、伊朗都有直接联系，已经在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谈判、释放人质等关键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土耳其充当调解人的愿望落空，不得不改变策略以免在巴以问题上被进一步边缘化。埃尔多安通过公开为哈马斯辩护、对以色列示强、在国际社会呼吁联合反以等，使土耳其日渐成为此轮巴以冲突中的“关键第三方”。

短期看，土耳其能因此获得“伊斯兰团结”的合作平台，埃尔多安在此前召开的阿拉伯-伊斯兰联合特别峰会上也如愿刷了一波“存在感”。长期看，冲突平息后，美国仍将在中东续推“整合盟友”策略，仍要努力改善以色列的地区安全环境，土耳其今日对以色列的敌对态度，在战后未尝不能转化为和美、以谈条件的筹码。

在对以色列的激烈批评和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声中，土耳其一步步登上了道义高地，但这绝非埃尔多安想要追求的终极目标。

在巴以问题上，埃尔多安已着眼于战后安排和部署。他提出尽快实现停火并参与战后重建的具体规划，打算依托土耳其产能优势，在加沙地带学校、医院、供水和能源设施等重要基础设施的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他还建议在伊斯兰合作组织框架内设立“加沙重建基金”，并承诺提供“各种支持”。

在土以关系上，埃尔多安保留了必要的渠道和“后路”。在防控危机的协调框架下，土以情报机构仍然保持着合作与沟通；截至目前，土耳其政府也没有正式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而是强调“必须由多国同时决定”，避免独自面对与以色列断交的损失和压力。更重要的是，土以关系改善的深层动力仍在：一是务实的经济考虑，二是广泛参与地区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地缘变化和发展挑战的需求。巴勒斯坦问题或许会成为阻隔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藩篱”，但不会成为土以间对话合作的根本障碍。

未来一段时期，土耳其仍然能够一边扛起道义大旗，一边修建起更多利益管道。在“道义”和“利益”权衡之间，土耳其还留有充足的外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