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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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珠尔》与《丹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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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大藏经

藏译印度佛教经论的起迄时间，大约七世纪中至十六世纪，历时九百年之久。从吐蕃王朝的第33代国王松赞干布（604-650）在位期间开始，最晚至噶厦政府时期为止。

认识《甘珠尔》

《甘珠尔》最核心的部分完成于吐蕃王朝赤松德赞(742-797)及赤德松赞(761-815)两位国王在位期间。在吐蕃王朝灭亡后，仍有人陆续从印度传来一些梵文本，但主要仅是用来对既有《甘珠尔》进行校对整理而已，新增的内容并不多。《甘珠尔》的来源语包括了梵文、巴利语、尼泊尔语、克什米尔语与中文，其中最主要的是梵文。

《甘珠尔》的分类

若以汉译佛典的经、律、论三藏来说，《甘珠尔》，包含经（含密续）、律（佛陀教言中的部分律藏）；《丹珠尔》，则是律（佛陀教言外的律藏）、论。

11世纪后期每页长57.5、宽7厘米山南雅砻历史博物馆藏所谓“八千颂”是指其诗颂调大约八千句的长度，是最早的《般若经》形式，大约出现于公元1世纪中叶。由于八千颂内容刚好为一函的分量，在印度、西藏等地常见信徒施财书写《八千颂》。此件作品为罕见的贝叶经写本，共140页。贝叶经是指在贝达拉树的叶子上书写的经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古印度，佛经开始结集成册，人们将典籍用梵文书写在贝叶上集散而成册，以供阅读、收藏。公元7世纪贝叶经随佛教传入吐蕃。由于气候等原因，早期贝叶经已在印度绝迹。这套《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贝叶经存于西藏，经文墨书彩绘，上下以木质经板保护，板上有佛传故事彩图，尤显珍贵。

《甘珠尔》的内容

以德格版西藏大藏经为例，《甘珠尔》的内容共分为六项，其中第一至五项是显宗的部分，而第六项的密续部分则又细分为四类。

律 部

大、小乘的内容

般若部

「般若」译自梵文Prajā，意思是智慧。般若部的内容是空性及如何证得空性

华严部

阐述菩萨道阶位的修行与实践方法等

宝积部

本部的内容庞杂，虽是后期集结的大乘佛经，但内容包括大小乘的佛法，无法以一概之

经 部

大、小乘的内容

密 续

● 十万怛特罗部：四部密续——事续 、行续、 瑜伽续、无上瑜伽续

● 古怛特罗：宁玛派的密续

● 时轮经疏：时轮金刚密续的经疏

● 陀罗尼集：梵文的咒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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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丹珠尔》

《丹珠尔》是由二胜六庄严、十七位班智达、八十成就者等高僧大德所撰述的著作，内容可分为弥勒菩萨代表的广行传承和文殊菩萨代表的深见传承。

《丹珠尔》也包括了显宗与密续两个部分。显宗有《弥勒五论》、龙树的《中观六论》等，密续则有龙树的《吉祥秘密集怛特罗之怛特罗释》、龙树的《五次第》等。

德格版《丹珠尔》一共分为礼赞部、怛特罗部、般若部、中观部、经疏部、唯识部、阿毘达磨部、律部、本生部、书翰部、因明部、声明部、医方明部、工巧明部、修身部等十八个部类，内容包含文学、梵文文法、藏文文法、炼金术、天文、美术、逻辑、历法等方面的著作。

12世纪每页纵7厘米，横42.2厘米西藏博物馆藏在造纸技术没有传播到印度之前，印度人通常都是用贝达拉树的叶子作为书写材料。贝叶经就是用贝达拉树的叶子书写成册的佛经。由于树叶容易腐烂，保存不易，所以贝叶经十分珍贵。这部贝叶经内容是《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墨书彩绘，共47页，每页文字7行，每页中央都有附图，描绘释迦八相、观音、度母等，附图两侧还各有装饰带，中间打孔，上下描绘佛塔。

《丹珠尔》最主要的内容，分别是五部大论和四部密续。就目前藏传佛教佛学院所研习的五部大论来说，主要是：

因明学《释量论》－ 因明部

般若学《现观庄严论》－ 般若部

中观学《入中论》－ 中观部

对法学《俱舍论》－ 阿毘达磨部

戒律学《戒律本论》－ 律部

中观以外的其他四部内容，主要是由世亲菩萨及其弟子们所传承下来的释论。由于玄奘大师在印度的主要上师戒贤法师，也是师承世亲菩萨，因此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从印度论师所传承到的这部分修持方法，来自同一个体系。

以下分别简介这五部大论的内容与特色：

般若部与中观部

18世纪每页长70.3、宽20厘米拉萨布达拉宫管理处藏《丹珠尔》主要收录的是佛弟子及后世学者对释迦牟尼佛语录的注疏。藏文大藏经有多种版本，各种版本的《丹珠尔》分类和收录的著述有所不同。此件是八世达赖（1758-1804年）时期，用金、银、铜、铁、绿松石、红珊瑚、珍珠等七种原料研磨成汁，然后精心写绘的完整《丹珠尔》中的一函，计347页，经页为靛青色，每函第一页均绘有两幅尊像，包括佛、护法、守护神、祖师像等。

在《甘珠尔》里面，还没有“中观”这样的字眼。现存的论典中，佛所说的般若主要由龙树和无著两位菩萨来解释——无著的著作以及传承他思想的内容被归在“般若部”，而龙树菩萨的著作以及传承他思想的内容被归在“中观部”。

因此，在《丹珠尔》中，就根据印度祖师大德的见地及传承而有这样的分别。其中，中观讲的是空性的定义、看法及理论，譬如《四部宗义》记载了印度四种教派对空性的不同看法。而般若讲的是五道、十地、菩提心、出离心等修行的过程跟次第。

阿毘达磨部

“阿毘达磨”乃是对梵文abhidharma的音译，其中的abhi是“对”，有“对向”跟“朝向”的意思，而dharma则是指佛法。因此，阿毘达磨可译为“对法”，意指“对佛法名相的解释”或者是“带领行者朝向涅槃的佛法”。

阿毘达磨部的内容主要是祖师大德对《阿含经》的解释，其中主要是世亲菩萨的作品，例如《俱舍论本颂》。

律部

律部的内容包括依止师长、沙弥戒、比丘戒、出家行仪、寺院制度、与毁犯戒有关的内容、各种礼敬方式等。五大教派的佛学院学习的律部经典，主要是印度德光论师所造的《律经》等。

因明部

由印度传入汉地的第一本因明论著是《方便心论》，传说是龙树菩萨（约150~250)所造，于后魏延兴二年（472）由吉迦夜与昙曜二位译出。而自西元七百年起，大量的因明论典由梵文译成藏文后，保存于《西藏大藏经》中，经过历代藏人的钻研，进一步运用因明的论式来辩经， 将佛法的深意剖析入微。印度佛教的因明论著，在印度大都亡失，所幸传译至汉地的一些因明论著，保留了早期印度的因明思想；传译至藏地的大量因明论著，则保留了后期印度的因明思想。将这些后期的因明论著完整汉译，意义重大。

图片提供 张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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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大藏经历史与翻译原则

西藏大藏经的不同版本

现代所见《甘珠尔》与《丹珠尔》里的内容，是从七世纪开始，直到十六世纪为止，历经大约九百年的时间才陆续翻译而成的，因此，历史上各种版本的西藏大藏经内容有所不同。

早期的西藏大藏经目录

在七世纪吐蕃王朝时，一开始只是陆续将梵文文本翻译成藏文。到了赤松德赞的儿子——赤德松赞国王在位时，才开始集成大藏经，并成立大藏经目录。

统整最早的三部藏经目录依序分别是《邓噶目录》（）《旁塘目录》（）、《钦普目录》（）。其中，《邓噶目录》与《旁塘目录》是吐蕃王朝仅存的两部目录，当时集成的经论已佚失。

最早的西藏大藏经写本

1312年，由元朝皇帝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噶当派上师降该巴奇 捐助纸与墨予其上师觉丹日贝热智，而完成大藏经写本。这是吐蕃王朝灭亡后最早的西藏大藏经，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旧奈塘版大藏经」；这是一部比较个人性质的大藏经，并未获得当地官方的赞助。

到了1334年，由当时藏地势力最大的万户长蔡巴（）担任功德主，邀请格西根敦仁钦校对旧奈塘版大藏经而完成蔡巴版大藏经写本。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部用加了黄金的墨水所写成的大藏经，也是较有官方性质的版本。

这两部大藏经写本是吐蕃王朝灭亡后最早的西藏大藏经，后世其他版本的西藏大藏经都以这两部作为修订的底本。

印刷版西藏大藏经的出现

从十四世纪开始，各版本的木刻版西藏大藏经陆续完成。其版本甚多，下列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木刻版本：

永乐版：明朝永乐皇帝（1360-1424）是第一个西藏大藏经刻本的功德主，这个刻本在永乐九年时于南京刻成，所依据的底本是蔡巴版《甘珠尔》的手抄本。其经板已佚失。

万历版：明朝万历皇帝（1563-1620）在北京印刷《甘珠尔》全部及《丹珠尔》四十册的内容。其经板已失，印本现存者甚少。

理塘版：明朝万历三十七年时（1609），云南丽江府土司邀请第六世噶玛巴主持编纂大藏经，本版以蔡巴版《甘珠尔》的写本为底本，与其他手抄本进行校勘而刻成。清朝康熙三十七年（1698）时，蒙古汗王将此木刻板带到理塘寺（位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存放，因此后世将此版本大藏经称之为理塘版。

北京版：康熙年间（1683-1700）刻成《甘珠尔》，雍正二年（1724）续刻《丹珠尔》。

卓尼版：十八世纪，卓尼王[1] 丹颂才仁根据明朝永乐皇帝、万历皇帝、第六世夏玛巴与第八世噶玛巴所分别主持刻造的各个大藏经版本，进行统整、刻造及印刷；其内容包括《甘珠尔》与《丹珠尔》。这个版本在1928年被复印，并带往美国国际图书馆保存，原刻板目前已不存在。

德格版：1729年，由德格王[2] 丹巴才仁主持刻造，为目前唯一仍存有原刻版的西藏大藏经，也是现今西藏佛教历史上最完整的大藏经。

拉加寺版[3]：1814年，由香萨班智达主持，于拉加寺（位于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刻造《甘珠尔》。其刻板已失，印刷版近期于青海被发现。

奈塘新版：1730年，由当时西藏的噶厦政府普拉卡索南多迦大臣于奈塘寺 刻造《甘珠尔》。其经板已佚失，印刷版则保存于布达拉宫。很多人以为拉萨版有跟两个版本，却是则将奈塘新版误认为是拉萨版的其中一个版本，并将它称为。实际上奈塘新版并不是拉萨版，两者完成刻造的地点相距甚远；很可能是因为奈塘新版的功德主普拉卡索南多迦大臣住在拉萨，因而在辗转流传间产生这样的误解。

拉萨版：藏文称这部拉萨版大藏经为 ，读音念作。 的意思是山下，是指它存放于拉萨布达拉宫山下的印经院的意思。1933年，由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丹嘉措在拉萨主持雕刻《甘珠尔》。本版大藏经的部分内容曾遭受破坏，到了90年代时，后人对照德格版大藏经的内容而将拉萨版的经板修复完整。

库伦版：1908年，由外蒙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法王主持刻造，原存于甘丹寺（位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为德格版的复雕本，经板已失。

昌都版：1941年刻造完成；因完成大藏经后不久，随即经动乱而被破坏，所以很多人不知有这版本。内容仅有《甘珠尔》，经板不存。

其中现存的完整木刻板仅剩德格版跟拉萨版，学界较常用到的四个版本分别是北京版、德格版、理塘版与奈塘新版。

北京版较常被使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保存地点在北京，学者容易取得；另一方面，也因为曾被日本学者转为胶卷的形式保存，容易复印。所以相较于其他版本来说，最易取得。

至于德格版较常被使用的原因，则是因为内容最为完整、历史上没破坏，其中的错字讹误也最少，所以相对之下有优势。

理塘版较常被使用的原因要追溯回主持其编纂刻造的源头，由于一开始刻造这部大藏经的功德主是属于噶举派的传承，所以近代的大宝法王对此相当重视，在这二十年间对此版本大藏经陆续做了很多整理的工作。譬如将刻经板扫描为电子文件、放大经文文字、制作数字藏经app、制作ADARSHA藏经网站供大家公用等。所以理塘版可以说是目前这几个版本当中整理最多、网络使用上相当便利的版本。

奈塘新版是所根据修订的底本为奈塘旧版，其刻造地奈塘寺本身是当地著名的佛学院，推测此版本常被使用的原因可能与此有关。

在前述几个版本的大藏经中，北京版与德格版的内容又有几项比较大的差异：

北京版《丹珠尔》的祈愿文内容和唐卡画法都比较接近格鲁派传承的内容，而德格版《丹珠尔》内容写法和唐卡画法都比较接近萨迦派的传承。

此外，北京版《丹珠尔》密续的部分未包含古怛特罗部，在德格版才以古怛特罗部保存完整的宁玛派密续内容。

[1] 卓尼的位置相当于现今甘肃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

[2] 德格的位置相当于现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

网络数据常称此版为，实际上应作，因为塔尔寺印经院所印刷的是藏人所写的法本，而不是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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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大藏经历史与翻译原则

西藏大藏经翻译制度与原则

七世纪时，松赞干布派遣吞弥桑布札大臣等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吞弥桑布札学成归来后，结合梵文字母的形状及藏语的口语发音而创造了藏文字母。在这之后才出现了明确的藏文用法与规则，并开始翻译佛经。

译经方式是按照当时藏文的口语来决定名相翻译的方式，人们因此相当容易理解佛经的内容。此时明确规定梵文名相所对应的藏文，对当时佛经译者的翻译方式形成具有强制力的规范。

在距离第一次改革的一百多年后，因松赞干布时期翻译的佛典对当时的人来说变得难以理解，所以，在九世纪时，赤德松赞国王推行了三项重要的改革。

三级译者审查制

赤德松赞建立了三级译者审查制。由国家资助译者的资粮，且一部佛典的翻译过程，须经过三位译者的确认。这三位译者依序是初译者、中译者、大译者。初译者为最先翻译的人，中译者负责修订初译的内容，而大译者则是最后的审查、定稿者。

翻译原则与译词规范

赤德松赞推行了三项翻译的原则，并规范了四种翻译方式。这三项原则分别是：

第一，要符合藏文的文法；

第二，不改动原本的内容；

第三，要让当时的藏人容易理解。

而四种翻译方式，分别是音译 、意译、直译、反译。

音译

音译分成三种：

（1）如果是西藏没有的人名、地名、物名，须用音译。

（3）有些密续的名词在直接翻译成藏文时，可能容易被误解。因此，有这样情况的时候，也不能采取意译，只能音译。

意译

在不改动佛法意思的情况下，以藏人容易理解的藏文来翻译。

直译

如果原文翻译后不会造成读者的困扰，可以直译。

反译

当来源语的逻辑与藏文相反时，一定要用藏文的语法来翻译。

特定名词的核定及翻译限制

1

敬语：在敬语的使用上有不同的规定。例如译者必须完整翻译佛名，至于菩萨与声闻觉者的名字则未必如此。

2

专有名词：未经国王及班智达的允许，译者不可以自创专有名词。

3

新的名词：由国王及班智达通过新名词的厘定与审查后，才可用于译文之中。

4

密续：未经国王允许，不可以翻译密续的内容。

赤德松赞时期，当时大多数的经文已经翻译完成。他虽然制定了翻译规则，但大多以厘订译语为主。

吐蕃王朝最后一个国王朗达玛在位时（838-842）曾推行一连串灭佛措施，随即吐蕃王朝覆灭，也就没有来自王室的强制力来约束译者的翻译方式。

时隔七十多年，到了十世纪中到十一世纪初之间，古格王朝智光王开始复兴佛教，主导的译者为仁钦桑布及洛丹喜饶等人。

当时不再由国家全面供养译者前往异国学习梵文、佛法，以及返国后执行翻译的资粮；部分译者能获得政府的公费支持，而部分译者则须自费。在吐蕃王朝时，译者均前往印度学习梵文及佛法，但古格王朝时的译者则不限于去印度，还会去到相当于今日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范围。

当时距离赤德松赞的翻译改革已有两百多年，过去所翻译出来的佛典，对于时人而言，已经如同古文，所以当时的译者便以符合当时文化历史背景的新词汇去取代过去的词汇，这时所使用的词汇也与现代较为接近。

然而，因为此时的统治者影响力已不如过去吐蕃王朝的国王那样大，所以影响不如以往。此后，因未再出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主事者，所以在藏经翻译上，就没有太大的变动了。

重要的待译经典

在待译的藏文经论中，有哪些是特别重要的？

相对于西藏大藏经，汉译大藏经中的论典比较少，而现存梵本亦大多散佚，所以有许多论典内容仅存于《丹珠尔》。印度祖师对于佛经的注释都保留在论典当中，是帮助我们理解佛经密意的重要参照，如果不参考这些论典，我们难以深入理解佛法。

在《丹珠尔》中，又以般若部、中观部、因明部、阿毘达磨部的汉译重要性最大，因为其中有许多论典现今仅存于藏文大藏经。譬如《丹珠尔》的般若部虽然部分内容也有汉译，但汉译大藏经甚少收录印度祖师对般若部论典的注释；而像是龙树的论著，汉译大藏经中也几乎没有收录其他印度祖师对龙树论著的批注。因此，这些藏文论典都有汉译的必要。

此外，《丹珠尔》有些经文的注释对于理解佛法也十分关键，例如《稻芉经释》、《解深密经释》、《入楞伽经释》、《圣佛地解说》等。

中观方面，如清辨的《中观心论》、月称的《明句论》、《空性七十释》、《四百论释》等。这几本经疏与中观论典，都是对于推广汉藏交流极有帮助的文本。

浅谈《甘珠尔》与《丹珠尔》连载结束